外籍夫婦設立香港公司在華收集個人信息公訴

2003年韓飛龍夫婦在香港注冊了中慧公司，2004又在上海注冊了攝連咨詢（上海）公司，對外開展商務咨詢調查。韓飛龍在香港的中慧公司實際上并無辦公場所和接待人員，在對外聯(lián)系業(yè)務時，用的是中慧公司的名義，通過秘書臺轉接到其手機上。韓飛龍告訴記者，他們主要受客戶委托進行商業(yè)調查。

　　在談到如何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時，韓飛龍和其妻子都聲稱他們的信息主要靠收集客戶本身的內部資料，以及網(wǎng)上等公開的信息源。但在需要做背景調查而他們又做不到時，就會找其他咨詢公司來做，或者提供資料，這些資料中就包括公民的個人信息，包括家庭背景信息，戶籍情況，身份證號碼，甚至是否有前科，以及出入境信息，航班信息，房產(chǎn)信息等。當有客戶懷疑其員工是否花高價購買了兩輛奔馳，韓飛龍還應客戶要求調查這些車輛屬于誰，非法獲取車輛信息。警方在辦案時，查獲了韓飛龍非法獲取的大量手機通訊記錄，涉及湖北、北京、上海、遼寧、廣東等6省市。韓飛龍夫婦承認，至少有30%的調查需要購買公民個人信息。

　　從2003年至2007年，韓主要向周某購買個人信息，后來和劉某一直合作到2012年，2012年夏天開始與蔡某合作。每條信息的價格在800元到2000元不等。

　　2009年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在中國入刑，此后直到被抓，韓氏夫婦仍然在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。

　　去年年初劉某因涉嫌倒賣公民個人信息被北京警方抓獲，后又被取保候審。韓飛龍夫婦在與劉某聯(lián)系后，“知道有問題”，但此后韓飛龍仍然向蔡某購買了公民個人信息。

　　韓飛龍夫婦將這些信息來源當成一種資源，在電腦檔案中把周某、劉某和蔡某用英文標識，以防其他員工知曉和接觸。

　　但據(jù)調查，購買只是韓飛龍夫婦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渠道之一，其他獲取的手段還包括調取私人短信、郵箱，偷拍等。為了調查一個物業(yè)公司，韓飛龍派人應聘物業(yè)員工進行偷拍；為了調查酒店情況，還派人應聘酒店員工。

　　>>談收入

　　進行非法調查年入上百萬美元

　　根據(jù)韓飛龍夫婦的說法，從2003年至案發(fā)，他們共做了700余個調查案例，每年的收入在上百萬美元，已經(jīng)記不清非法獲取了多少個人信息。由于2009年之前非法獲取信息還未入刑，僅從2009年計算，韓飛龍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就達到數(shù)百條。

　　韓飛龍的客戶廣泛，既包括大型在華跨國公司，也包括一些中國公司，涉及制造業(yè)企業(yè)、金融機構、律師事務所及其他機構，他們所非法獲取的信息對象，包括中國公民和外國人，涉及16個國家的近千家公司和大量個人。證據(jù)顯示，德國一家知名汽車公司，曾委托韓調查中國分銷商、高管是否有腐敗和道德風險。另外，來自美國的鋼鐵公司、采礦機械公司，德國的電纜公司，英國的發(fā)動機公司，丹麥的服裝公司，芬蘭的空調配件公司，瑞士家具公司，都曾是韓的客戶。韓飛龍會隨機給每次調查起名字，“蝎子計劃”“鵝計劃”“馬勒計劃”“黑刺李計劃”等等，但這些名字實際上并無太大意義。

　　>>談個例

　　聲稱為GSK中國服務時被欺騙

　　談起與GSK中國（葛蘭素史克中國公司）的合作，韓飛龍有些激動，聲調也逐漸升高，“馬克銳欺騙了我”。

　　去年4月，GSK中國業(yè)務總經(jīng)理馬克銳、法務部總監(jiān)趙虹燕等高管找到韓飛龍，聲稱所謂的舉報者向中國工商部門和GSK各部門寫了匿名舉報信，舉報GSK中國存在商業(yè)賄賂行為，讓韓飛龍調查是誰寫了匿名信。韓飛龍要求看舉報信時，被對方一口回絕。當時GSK的說法是舉報內容屬于子虛烏有，是一種污蔑，他們不是要韓飛龍調查問題，只需要調查是誰寫了匿名信，并拒絕提供更多的細節(jié)。雙方最終商定的價格為20余萬元，GSK先期支付了10萬元定金，這就是被媒體熱炒的“蝎子計劃”。在此次調查中，韓飛龍以1000元的價格，從蔡某處購買了數(shù)條公民個人信息，還未付款就被警方抓獲。

　　去年6月份，韓飛龍向GSK中國提供了一份調查報告，報告并沒有證據(jù)證明是誰寫了匿名信，這份調查報告也證實了GSK中國對所謂舉報者的懷疑是毫無根據(jù)的。隨后，韓飛龍終于看到了這封匿名舉報信的內容，“很吃驚”。韓飛龍認為舉報信的內容很詳細，作者的英文應該非常好，不像是一個人所寫。韓飛龍告訴記者，根據(jù)他多年的經(jīng)驗，這封舉報信肯定是有根據(jù)的，“舉報的內容應該是真的”。

　　2013年年初，警方在調查臨江旅行社資金異常時，發(fā)現(xiàn)GSK中國存在重大經(jīng)濟犯罪嫌疑。當年6月，公安部部署長沙、上海、鄭州等地警方偵辦此案，并于當年6月和7月先后開展抓捕。

　　當年6月，韓飛龍從媒體上得知警方正在調查GSK中國后，開始評估整件事情況，得出的結論是馬克銳欺騙了他，“被利用了”。在看到報道后，他曾經(jīng)見過馬克銳一次，明確告知對方，他不可能再為GSK提供服務。

　　>>談家庭

　　有童話般愛情鼓勵兒子堅強

　　韓飛龍和虞英曾都有著豐富的社會經(jīng)歷。1979年，韓飛龍來到當時的北京語言學院（即北京語言大學）進修，當一名英語老師，并在那里認識了當時還是學生的虞英曾。也是在那時，一名書法老師為他起了“韓飛龍”的中文名，寓意“飛龍在天”，韓姓取自韓非子。后來，韓飛龍還在路透社擔任記者，之后在普華永道北京分公司擔任商業(yè)調查及內部調查部總監(jiān)。原是北京人的虞英曾是一個下鄉(xiāng)知青，后赴美國并入籍，十余年后兩人在美國相遇，戀愛結婚，韓飛龍將其形容成一個“童話故事”。據(jù)看守所民警介紹，在看守所，兩人仍然在互傳紙條寫情詩。兩人的兒子的中文名也是“韓”姓，今年剛剛高中畢業(yè)。

　　談起自己的兒子，韓飛龍面露笑容。

　　他告訴記者，在會見律師和英、美使領館人員時，夫婦倆經(jīng)常通過他們與兒子互傳紙條和信件，鼓勵兒子要堅強，做好上大學的準備。一個月前，韓飛龍還與兒子互通信息。兩周前，韓飛龍會見了律師。

　　>>談現(xiàn)狀

　　認識到錯誤感到后悔和抱歉

　　韓飛龍和虞英曾說，在看守所里，看守民警對他們很好，很親切。民警會在指定的醫(yī)院給他看病，醫(yī)師對他也很好。

　　經(jīng)過近一年的高墻生活，韓飛龍和妻子都認識到了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做法的錯誤。韓飛龍說，他并沒有故意要觸犯中國的法律，并為他的行為給別人造成傷害而感到羞愧和后悔，“向他們表示歉意”。在接受記者采訪時，韓飛龍連用中、英文說了兩遍道歉。

　　虞英曾也說，她以前認為這是一個灰色地帶，通過非法途徑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存在僥幸心理，現(xiàn)在“知道錯了”，并為自己的做法感到后悔和抱歉，希望中國政府能夠從輕處罰。

　　揭秘商業(yè)調查內幕

　　專業(yè)團隊不愿接“出軌”調查

　　7月11日上午，北京市萬壽路附近一商場的咖啡店內，從業(yè)14年的“商業(yè)調查師”謝鵬侃侃而談，講述著他的從業(yè)經(jīng)歷。一身運動裝的謝鵬置身人流中，很難看出其不同之處，“這個圈子里很多人都知道我”。就在接受京華時報記者采訪時，謝鵬的“調查”行動也在進行中，只是他不再像從前一樣沖到最前線，而是以安排、指揮手下人開展行動為主。

　　商業(yè)調查究竟是如何進行，謝鵬認為，私家偵探的概念給商業(yè)調查平添了幾分神秘感，其實兩者還是有著一定的差距。商業(yè)調查中，很多信息是可以通過媒體、網(wǎng)絡等方式去查到面向所有公眾的公共信息，比如工商注冊信息、股本構成等。而專業(yè)的商業(yè)調查，可以通過自己的手段，拿到更為詳細的商業(yè)信息，“公開查詢的工商登記信息畢竟是有限，通過律師等的配合，我們能查到更深入的一些信息”。而往往正是這些更為深入的信息，商業(yè)調查師從這些細枝末節(jié)中發(fā)現(xiàn)了重大線索。

　　從業(yè)14年，謝鵬的業(yè)務已經(jīng)從分散化轉向專一化，“我的機構現(xiàn)在主要服務于幾大國際知名品牌，為他們進行知產(chǎn)保護等商業(yè)調查”。而打假也成為了謝鵬的機構所從事的重要業(yè)務之一。而說起“私家偵探”的概念，謝鵬則表示，自己的機構也接手過類似業(yè)務，其中最多的就是“婚姻忠誠度調查”，通俗講就是受夫婦中的一人所托，調查其配偶是否出軌。這類的調查往往難度并不大，但他們卻并不很愿意接手，“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。我是很堅持這一點的”。

　　事前信息分析要耐得住寂寞

　　在調查進行之前，進行大量的信息準備是不可或缺的一步。謝鵬說，調查之前的信息準備，有時會細到某地和某地之間每天有幾趟長途車、票價又是多少錢等這樣的細枝末節(jié)。以打假類的調查為例，謝鵬表示，進行打假調查，在得知造假售假者的情況后，他不會選擇蹲守、跟蹤這種守株待兔式的被動方法，而是裝扮成所涉及的制假行業(yè)的參與者，直接和制假造假分子打交道。

　　而在和這些人打交道之前，謝鵬早已做了足夠的功課，對這一行業(yè)、所在地區(qū)等信息了如指掌，“只有你表現(xiàn)出對這個行業(yè)全面了解，對方才會信任你，否則調查根本無從開展”。謝鵬說，為了表現(xiàn)出對行業(yè)的了解，他能熟練地說出這個行業(yè)的成本、利潤、運營模式，甚至行業(yè)內的一些專業(yè)術語、暗語他都一清二楚，“最細能細到將假貨從制假者所在地區(qū)，運到另一地區(qū)，物流成本是多少”。對行業(yè)了解到這種程度，一般對方很快就打消了疑慮，調查也就得以能順利進行下去。

　　敢于制假的人不乏亡命之徒且保持高度的警惕性，因此與他們打交道的每個細節(jié)都要注意，“可能你只是搞不清一個小細節(jié)，就會被對方看出，調查開展不下去倒還好說。對方一旦翻臉，面臨生命危險也并非不可能”。

　　謝鵬說，文學、影視作品把商業(yè)調查描繪成神秘莫測、驚險刺激的行業(yè)，好像每個商業(yè)調查師進行每一次調查，都如福爾摩斯破案一般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。調查師絕非個個都是身兼多能、藝高人膽大，總是冒著危險深入虎穴。謝鵬強調，許多調查師實際是以案頭的信息分析為主，“做信息分析，是要求調查師能耐得住寂寞”。

　　工作中伴隨難以預料的危險

　　不管是打假還是其他各類型的調查，伴隨這些調查而來的將是難以預料的危險，這些危險有時是人身傷害，生命危險同樣隨時會出現(xiàn)。在謝鵬14年的調查生涯中，由于調查而產(chǎn)生的各類危險已經(jīng)不計其數(shù)，謝鵬基本都安然躲過，但就在去年，謝鵬還是為此而受了傷。

　　謝鵬回憶，去年他在昆明完成了一個關于品牌服裝的打假調查，證據(jù)固定后，當?shù)刂鞴懿块T采取行動，對制假售假進行了查處。然而就在結束調查，開始準備離開昆明時，謝鵬遇到了危險。謝鵬說，當時他由東向西走在昆明某城中村的一條胡同內，迎面走來一個男子，“我覺得這人面熟，調查期間好像是在一個大批發(fā)市場總是看到他”。然而當兩人距離還有四五米時，這名男子卻沒有要躲閃謝鵬的跡象，而是繼續(xù)向前走。

　　當兩人擦肩而過的一瞬間，謝鵬突然覺得右臂后側一陣異樣的感覺。迎面走來的男子則突然飛奔起來，很快消失在雜亂的胡同中。謝鵬快步走出胡同到了大路上發(fā)現(xiàn)，右臂后側有一道三四厘米長的傷口，已經(jīng)有鮮血流出。在經(jīng)過治療后，謝鵬與警方一起查看監(jiān)控錄像時發(fā)現(xiàn)，對方就是在兩人身體接觸的一瞬間，用一個利器劃了謝鵬的胳膊，“但是速度太快，監(jiān)控錄像也看不清楚他用的是什么”。

　　謝鵬說，自開始做商業(yè)調查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對可能面對的危險有了心理準備。

　　打法律擦邊球也怕害人害己

　　英國籍商業(yè)調查師韓飛龍因涉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而被捕，此事在商業(yè)調查行業(yè)里引發(fā)軒然大波。商業(yè)調查的邊界和底線究竟是什么，面臨的法律風險又有哪些，商業(yè)調查行業(yè)內部一直以來也有著不同認識。

　　謝鵬認為，這個行業(yè)是必須要有“底線”的，有些調查領域絕不能涉足。針對私人的電話監(jiān)聽、通話記錄查詢、賬戶信息查詢等等，這些業(yè)務是肯定不能做的，因為涉及個人隱私，公安機關也必須是在確定涉嫌犯罪，且有相關證據(jù)的情況下才會進行。商業(yè)調查機構沒有權力，也沒有能力去進行這類調查。此外，已經(jīng)進入司法程序的案件，也絕不涉足，謝鵬說，曾有人試圖通過他們獲取某些案件的相關法律文書，但他們是堅決拒絕的，“且不說有沒有能力去搞，案子進入司法程序，你并不清楚對方要這些法律文書的意圖是什么，肯定不能接這種單”。

　　雖然底線明確，但謝鵬也提出，商業(yè)調查有時確實是接近法律的灰色領域，甚至有時是在打法律的擦邊球。謝鵬說，某些調查在進行不下去的時候，會通過自己的人脈資源求助于職能部門去獲取一些信息。雖然最終搞定了調查，但是卻提心吊膽，“通過自己的人脈來開展這個行業(yè)，很擔心是否會出問題。一旦出了問題，牽連了朋友，總覺得是得不償失的”。

　　底線、邊界明確，雖然是商業(yè)調查行業(yè)的共識，但不知不覺走向“雷區(qū)”也并非個例。韓飛龍就成為近些年這個行業(yè)走進雷區(qū)、觸碰底線的一個典型例子。謝鵬說，行業(yè)里所有“玩栽了”的實際上使后來人更加謹慎，但是這個行業(yè)還將繼續(xù)下去。

　　專家觀點

　　商業(yè)調查應有明確底線

　　昨天下午，就商業(yè)調查面臨的法律風險問題，京華時報記者采訪了中國政法大學刑訴法專家洪道德。據(jù)洪道德分析，無論是商業(yè)調查，還是私家偵探，這個行業(yè)無疑要面臨各類法律風險，但這個行業(yè)也應該有其明確的底線。按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(guī)定，在刑事法律的范疇內，調查、取證的權力由公安、檢察院、法院掌握，其他任何機構都無刑事調查權。這是一個基本的底線，商業(yè)調查、私家偵探機構絕不能涉足刑事調查領域。

　　而按照民訴法的規(guī)定，公民及法人在訴訟中有舉證的權利，那么必然就要涉及到搜集證據(jù)和信息，如果公民和法人憑借自己的力量無法有效取證，則可以借助于商業(yè)調查、私家偵探等專業(yè)機構。但這些機構在民事領域的調查行為、所獲取的證據(jù)及信息的使用及支配等同樣應該在法律允許的范圍之內。

　　由此可見，商業(yè)調查、私家偵探機構會在這些領域面臨法律風險，一旦其對自身行為沒有有效控制和判斷，其調查、取證行為必然突破法律的底線。這些機構有可能涉嫌的罪名將包括：非法經(jīng)營罪、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、出售、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等罪名。此外，某些外國在華企業(yè)懷疑其內部員工的商業(yè)忠誠度或認為其有職務犯罪行為，沒有向公安、檢察機構舉報，反而雇用商業(yè)調查、私家偵探機構進行相關調查，這可能有藐視我國司法權威的嫌疑。

　　洪道德認為，商業(yè)調查所面臨的法律風險是顯而易見的，同時底線也是明確的，因此商業(yè)調查、私家偵探機構的相關行為，必須在我國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，絕不能隨意越界。